Shuanghe Cave in SW Chinas Guizhou named longest cave in Asia(17)

《诗经》作为六经之一，历来备受尊崇，对它的图像表现很早就已经出现，目前所见较早的记载是东汉刘褒作《云汉图》《北风图》，晋明帝司马绍作《豳风七月图》等。不过，历史上的《诗经图》大都以单幅或组图为主，只有南宋和清代分别出现了两种《诗经全图》，成为《诗经图》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。南宋时期，著名画家马和之与宋高宗、宋孝宗合作，创作了305幅《诗经图》，成为艺苑佳话。时至清代，乾隆皇帝复刻了这一君臣合作的艺坛盛事，他亲自书写诗文并命画师绘图，补足六首笙诗，历时七年终于完成了311幅《诗经图》。

关于马和之的生平有两种说法，周密《武林旧事》认为他是南宋御前画院的首席画师，夏文彦《图绘宝鉴》则记载他是钱塘人，高宗绍兴（1131—1162年）间进士，官至工部侍郎。《诗经》篇章众多，要将三百多首诗作一一绘图，工作量想必不小，就连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宋高宗，也没能等到《诗经全图》的完成就去世了，若马和之担任位高权重的工部侍郎，恐怕没有这么多时间来进行如此庞大的艺术创作，所以马和之为御前画师之说似乎更可信据。马和之的绘画风格师法吴道子，用笔清峻飘逸，设色冲淡古雅，多用标志性的“蚂蟥描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《诗经图》，马和之还有《女孝经图》等传世，他在“成教化，助人伦”的经典图像创作领域有重要贡献。

马和之身后，这套《诗经图》散落人间，今天存世的残帙中，有不少被认为是同时期画师或后世画家之仿作，但无论如何，这些作品的绘画风格、表现方式趋于一致，说明它们应该来自相同的祖本，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马和之原作的面貌。《诗经》中不少作品的主题是相似的，要从诗句中拈出一二场景人物，以非常简洁的笔触传达诗旨，是对画家创作能力的极大考验。《七月图》按照毛郑阐释线索，将七月流火、蚕桑、稼穑、宴饮等融于一图，人物形象纤毫毕现，古风宛然，后世摹绘者众多。《东山图》表现了一队行役中的士兵，他们的神情并非即将归家的狂喜，反而透露出近乡情怯的凝重，将观者带入诗中复杂的情绪。《月出图》没有直接描绘诗中的月色或美人，而是表现了辽阔苍茫的时空之中，一个登楼眺望的孤独身影，诗人的孤寂苦闷跃然纸上，曲折之中别有韵致。赵孟頫称马和之“得风人之旨”，盛赞其立意高古，准确把握了诗作的神髓，后人即使不看文字，仅从图画内容也能判断相应主题：“夫诗存而可名其图者，非善之善也；诗亡而可知其图者，真能诗者也。此所以为和之也。”

虽然关于马和之绘制《诗经图》的往事，正史并未留下只言片语，但透过历史的烟尘，我们仍然可以猜测宋高宗此举的用意。作为宋室南渡后的第一位君主，宋高宗赵构在位的三十多年间，外有强敌，内有动乱，要稳固南宋的统治，除了军事和政治上的举措，文化建设也非常重要。高宗非常重视经学，他曾经手书九经并刻石，在当时掀起了书经风潮，对于儒家经典的推行起到了表率作用。南宋虽然偏安一隅，仍不乏恢复之志，孝宗朝曾多次北伐，孝宗本人也非常重视儒学，提出“以儒治世”的主张。因此不少学者指出，高宗、孝宗历经两朝完成这套《诗经图》，或许也是这些文化举措中的一环。南宋国祚能够绵延一百多年，与这些政权建立初期的文化政策是分不开的。明人郁逢庆曾言宋高宗“当时机暇清赏，游意经史，不徒博玩粉墨”。清人孙承泽《庚子销夏记》亦认为：“彼时戎马倥偬，而能神闲气定，雅意表章，跨有半壁百余年，非幸也。”

马和之《诗经图》备受后人瞩目，藏家多以获得一卷《毛诗图》为幸事，明人冯梦祯《快雪堂日记》记录其前往高濂斋中玩赏书画之事，“马和之《鲁颂》《商颂》二卷最佳”，他对此图思慕已久，因此“会心豁目，喜不可言”。明人张丑称自己购得马和之《风》《雅》八图，为宋末庄蓼塘旧藏，“虽萧疏小笔，而理趣无涯”，他连夜秉烛观赏，“为之通夕不寐”。马和之《诗经图》亦激发了不少人的诗兴，元人释宗泐曾观《扬之水图》并作诗曰：“马卿独念宋中微，图写诗篇墨采辉。戍甫戍申都不及，西风淮岸铁为衣。”明人张靖之题《伐檀图》：“后稷肇王业，豳风有遗词。相彼千亩良，为我百度资。”清人黄钺题《咏荇花》：“欲倩马和之，图入关雎篇。”可谓由诗而画，由画而诗，形成了有趣的“再创作”传统。

在马和之画作的收藏上，乾隆皇帝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。他以帝王身份完成了对当时存世的马和之《诗经图》的全面整理和系统考订。据吴振棫《养吉斋丛录》记载，乾隆以积年之功收集了十七卷马和之《诗经图》，他对这些图逐一审定，查漏补缺，剔除五卷赝品，保存十二卷真迹，有图无诗者则亲自补上，最终将这些作品庋藏于景阳宫后殿学诗堂中。乾隆感慨，古诗三千余篇，后世仅存十分之一，但马和之《诗经图》能够留存十分之三，“视尼山诗教所得参倍。其为愉快，岂直足资多识之助而已哉”。之后，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南巡途中得到《周颂闵予小子之什图》，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年）又得到《唐风图》，学诗堂所藏总数升至十四卷。阮元《石渠宝笈》记载，“学诗堂”“事理通达”“心气和平”三枚玺印，即专用于学诗堂马和之《诗经图》。今天，这些图再度散落海内外，但我们在各大博物馆见到的作品中，大多有乾隆本人的印玺和题跋，这些考订文字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。

乾隆不仅大力搜集马和之《诗经图》，还仿效高宗、孝宗，重启了这一艺坛盛事。乾隆四年（1739），二十八岁的乾隆命宫廷画师仿照马作绘制《诗经全图》，存者临摹，亡者补绘，他本人则以楷书、隶书、行书等多种字体书写诗文，一直到乾隆十年（1745）方才大功告成。乾隆皇帝曾经自封“十全老人”，他对于“整全”有狂热执着。《诗经》中“有目无辞”的六首笙诗，马和之仅录《诗序》并未绘图，而乾隆则补作了六首诗作，并为它们一一绘图，透过此举，我们不难窥探到乾隆隐隐的争胜之心。他并不甘于仰视已有的高峰，而希望自己能创造一座前所未有的新高峰。乾隆《御制学诗堂记》的一句话为人们津津乐道：“夫高、孝两朝，偏安江介，无恢复之志，其有愧《雅》《颂》大旨多矣。则所为绘图书经，亦不过以翰墨娱情而已，岂真能学诗者乎？”从白山黑水到入主中原，清代在乾隆时期已臻鼎盛，国力强大，疆域辽阔，因此乾隆皇帝充满自信地开展了各类“集大成”式的古籍整理和文库编纂工作，以此昭示自身在文化上的合法性与正统性。乾隆认为，以自己的文治武功才担得起创作《诗经图》这一举措，才是真正领悟了古人“缘辞以立象，观象以玩辞”的精神，高宗、孝宗虽为汉人政权却偏安一隅，他们绘图书经的举动不过是游戏笔墨罢了，哪里是真正领悟了《雅》《颂》之旨呢？

不过今天看来，乾隆与群臣历经七年完成的这套《御笔诗经图》，在艺术成就上难以与前人比肩。以绘画水平论，马作笔法潇洒流利，柔而不弱，用笔丰富而不入流俗，堪为宋画之精品，乾隆《诗经图》则逊色不少。以构思立意论，马作亦更有丘壑。如乾隆《鸨羽图》实写诗中场景，描绘了一队征夫回头看树上的鸨鸟，表现他们行役的苦闷；马作则选取一个侧面加以表现，描绘了两只鸨鸟栖息于树上，另外两只也振翅飞来，鸨鸟体形硕大，与树上的巢穴并不相称，这说明鸨鸟不得已而远离湖泊，暗示征夫苦于劳役而居无定所。马作虽未直陈其事，却更准确地传达了诗旨。再如乾隆《杕杜图》表现了一个人望向地上的杕杜，暗示其无兄无弟孤苦无依；马作则描绘了两组对比的人物，三人成群走在一起，另有一人落在后面，孤独地回首看着杕杜，通过对比暗示“人无兄弟，胡不佽焉”的主题。可以说，马和之在诗旨表现上是更胜一筹的。

从马和之到乾隆，是一场跨时空的艺术对话。作为经典的视觉化延伸，《诗经》图像展现了丰富的义理世界，拓展了我们理解《诗经》、欣赏《诗经》的方式，也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文化遗产。

（作者：吴 寒，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