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噩国与鄂侯：沉默青铜隐藏着刀光剑影

◎丁雨

展览：汉淮传奇——噩国青铜器精粹展

展期：2021.10.20-2022.1.16

地点：上海博物馆

《封神演义》里有个一出场就领盒饭的大臣鄂崇禹，看似不起眼，但在小说中，其地位颇高，能与周文王姬昌平起平坐。在商纣朝中，姬昌是西伯侯，纣王王后的父亲姜桓楚是东伯侯，而鄂崇禹是南伯侯。《封神演义》是明代小说，它以商末周初的历史为背景，提到的很多人物原有所本。姬昌不必说，南伯侯鄂崇禹、东伯侯姜桓楚，其实就是《史记》《战国策》中提到过的与姬昌并列三公的鄂侯、鬼侯。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史料中，鄂侯似乎都存在感不强。但史料中的只言片语，仍然暗示着，在商纣时期，鄂侯已经是顶级诸侯，其代表着不可忽视的一派力量。

纣王虽杀掉了鄂侯，但远未能消灭鄂侯背后的政治势力。湖北如今称“鄂”，可见鄂侯遗产至今仍余绪不断。只是鄂侯被杀之后，“鄂系”情况失载于史册，其历史不免云山雾罩。幸而，文献中虽无“鄂”，甲骨文、金文中却有“噩”，二者相通。新世纪以来，豫南鄂北一带出土了几批带铭文的青铜器，让噩国的面目日渐清晰。上海博物馆近期举办的“汉淮传奇——噩国青铜器精粹展”汇聚了与噩国相关的诸多关键性器物，意图让观者充分领略那一度被人们遗忘的诸侯国。

噩国去脉

乍看噩国青铜器，可能着实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尽管不少青铜器都带铭文，但那文字似乎过于简单，都是五六个字的，如“噩侯乍（作）寶尊彝”（图1），除了能确定是噩侯的东西，仿佛什么也没说。但是当青铜器与出土背景相结合，诸多细节透露出的信息值得玩味。

2007年，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的一座西周早期墓葬被考古工作者发现。这座墓葬出土了青铜器27件，其中20件青铜器带有铭文。很多铭文虽然内容简单，但多数有“噩侯”字样。尽管墓葬受到了盗掘者的扰动，但武汉大学张昌平教授经研究指出：墓葬出土青铜器造型风格较为统一，对比材料可知，时代当为西周早期；铭文内容、字形也较为一致，表明各青铜器所提到的噩侯当为同一人。这一观点已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可。

噩国一国之君的墓葬，所出青铜器呈现明显的西周早期风格。这一情况暗示着，纣时鄂侯被杀之后，噩国并未消亡，西周早期时其国仍在。尽管各类史料留白甚多，但我们大可推测，鄂侯被商纣所杀，可能大大促成了噩系势力与周人联盟。彼时周人核心区在陕西宝鸡一带，居于西；商人核心区在河南北部一带，居于东；而噩国在湖北北部一带，居于南。周、噩联盟，便可形成对商人的夹击之势。虽然人们历来知道噩国位于南方，但其具体位置不详。噩侯墓葬出现在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一带，这为探讨这股重要力量的确切活动据点提供了依据，推动了学界对以往争讼已久的噩国地望的认识——西周早期噩国的核心区域应当距离国君之墓不远。尽管铭文提供的信息有限，但寥寥几字，提供了探索噩国时代和核心区域的新线索。

噩国地望浮出水面，其受到商人、周人重视的原因也便更为明晰。据两件涉及周昭王南征的青铜器铭文载，周昭王南征荆楚之前，先行派出大臣至南方各国进行准备工作，曾“在噩师次”，即在噩国军队驻扎。昭王南征这一事件表明，商、周时期，以黄河流域为统治中心的王室对长江流域的控制并不稳定。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，随枣走廊是天然而成的重要通道，而噩国、曾国恰扼守此地。因此噩国的战略定位不言自明，无论是商纣封鄂侯为三公之一，还是周封噩国，其用意均在于控驭南土。

尽管商王、周王对噩国均重视有加，但稍有不慎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便会有所暴露，酿成冲突。前有商纣“脯鄂侯”，将鄂侯杀掉做成肉干，后有西周晚期噩侯驭方叛乱。关于噩侯驭方叛乱，展览中的两件青铜器（图2、3）铭文所记的事件呈现出戏剧性的转折。前一件噩侯驭方鼎有86字铭文，记录了周王南征之时噩侯驭方与周王的一番亲近——设宴款待、互相吹捧、宾主尽欢、铸鼎纪念。后一件禹鼎208字铭文，则记录了噩侯驭方叛乱，周王先败后胜，虏获驭方。在展览中先后看到这两件器物，仿佛按下了历史进程的多倍速按钮，恍然间有前一秒惺惺相惜、后一秒反目成仇的感觉，让人不由唏嘘西周晚期的风云变幻。而噩国的故事于此，似乎再一次地中断了。

2010年，河南南阳夏饷铺发现一处墓地。墓葬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。其中清理出四代噩侯及噩侯夫人墓。噩国中断的历史由此延续，却也给人们提出了新的问题。在此发现之前，关于噩地究竟何方，此前争讼很多，南阳一直也是噩国地望的疑似地点之一。随州、南阳两地的考古发现表明，几经动乱的噩国的核心区域或有变化。而这种迁徙，也造成了后世史书记载的摇摆模糊。新发现提出的难题是，既然噩侯驭方时，噩国已遭受重大打击，几近灭国，那么南阳发现的噩侯又是何来历？夏饷铺墓地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信息暗示出，居于南阳的噩国公族，可能已经不是驭方家族一系，而是变成了周王室直系亲属姬姓。南土重要，异姓已然叛乱，那更需安插亲信。因此，存噩国而变国君。不过，这种灭国改封，通常是就地改封，并不改换封国的位置。因此，噩国何时迁徙、又何以迁至南阳盆地一带，目前虽无充分史料予以确切解释，但恐怕还是和后来周王室对南方统治的整体策略调整有关。

噩国青铜器的风格

看展览，展线结构体现的叙事是尽可能再现噩国的历史。但展览叙事和文本叙事的根本区别在于，展览空间和物质本体，为观者提供了一种沉浸的可能。展品本身所展现的冲击力，为感性体味噩国遗产提供了可能性。因此，青铜器铭文及器物出土背景提供的历史、地理信息，仅仅是噩国历史的叙事面向。青铜器的造型、纹饰、风格、组合，则表现着噩国的另一个面向。

西周早期的噩国青铜器，与商周之际中央区域的青铜器既近似又不同。青铜器商周虽然易代，但前代青铜器的艺术风格并不会因此戛然而止，新时代礼仪制度的确立需要时间，因此前代之风仍有相当时间的存续。噩国青铜器与这种整体性的特征同步。因此我们在西周早期，不仅能观察到对噩人对商人所爱器物的沿用（如方鼎），在很多器物上也仍能观察到晚商青铜器较为剑拔弩张、奇异诡谲的风格。

噩国先后追随商周王室，其青铜器风格自然也受到两代中心区域的影响。西周早期的噩国青铜器扉棱突出、纹饰夸张，仍显示着晚商的余绪（图4）。新时代最初的变化虽然并不显著，但绝非一成不变。如羊子山最为人瞩目的兽面纹卣（图5），扉棱突出，但兽面纹无地纹，浮雕边缘轮廓圆润，以较为柔和的视效，一定程度上中和了扉棱带来的棱角感和奇诡之风。

噩国青铜器虽对商周中央地区的器物风格亦步亦趋，但仍可看到自身风格的一面。如上海博物馆所藏噩叔簋，为方座簋（图6、7）。据陕西师范大学张懋镕教授统计研究，方座簋绝大多数都出土于陕西地区。而又尤以周人发祥地陕西宝鸡地区所出方座簋时代早、数量多，所出墓葬规模大。这正表明方座簋是周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物。噩国有此簋，证明了噩国与周人的密切关系。但有趣的是，噩叔簋的方座内有一铜铃，这在周人的方座簋中并不常见。其所体现的，或许正是噩人自己的创造。另外，若拿噩国青铜器与周人中心区域的青铜器细细比较，或可发现噩国青铜器的比例协调和细节处理方面又稍显欠缺，厚重感略显不如。由此而观，身居南方的噩国公族，虽然追慕中央，但在青铜器制作方面似仍有自己的调整空间。

技术管控的政策与对策

青铜器的艺术风格，引发出一个技术性问题：噩国这些追慕中央但又包含着地方元素的青铜器，到底是哪里生产的？原料又来自何方？这一问题目前尚未得到彻底解决。不过根据现有研究，商周王室控制南土的战略意图之一，应是获取南方地区的铜料。而噩国、曾国等位于交通要道的诸侯国，所承担的一大任务或许便是保障运送铜料的“金道”畅通。

相比于中央王朝，铜料对于南方诸国似乎并不成问题。但能够解决铜料问题，并不代表着青铜所需的铅料、锡料亦能顺畅解决。作为商周时期最复杂的手工业之一，青铜生产不仅需要调配多种原料资源，还需要掌控制铜的复杂技术。资源调配的权力和铜器生产技术是为中央王朝专控，还是亦可为重要邦国所掌握？这一问题的解答仍需要多方面的证据。但是噩国青铜器独特的艺术风格，却为我们思考技术管控背后的统治策略和地方对策掀开了一角。

噩国，似乎名不见经传。但在商周之时，它的动向却极大地影响着商、周两代王室的对南统治。纣杀鄂侯，未必是因为鄂侯直言犯谏——如将此事件与西周晚期驭方叛乱并列而观，其所体现的，或许都是商周王室与地方势力的妥协与斗争。青铜沉默无声，它简略的文字、凝固的纹理、冰冷的材质、漫长的生命，却藏着一个时代的刀光剑影、鼓角争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