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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山东最有名的城市可能是济南和青岛，而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，最有名的城市一定是临淄（今山东淄博）和曲阜。临淄是齐国的都城，曲阜是鲁国的都城。山东“齐鲁大地”的称呼，就是这样来的。

鲁国在曲阜建都800多年，不过在这么长的时间里，鲁国没有出名君，也没有出名臣，却出了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——孔子。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，孔子被尊为“圣人”。作为孔子故里，曲阜也成为后人拜谒的儒学圣地。

一座城市有什么样的文化氛围，就会哺育什么样的城市个性，又会影响到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。当孔子在曲阜生活的时候，那里有怎样的文化环境呢？

西周建立（公元前1046年），实行分封制，鲁国是周公的封地。周公，即姬旦，他是周成王的亲叔叔，周朝典章礼乐制度的奠基人。当时周成王年幼，需要周公来辅佐，周公一时离不开西周的都城镐京（今西安）。于是，周公的儿子伯禽就代父就封于鲁，都城设在曲阜。曲阜远离当时的文化中心，长期受到东夷文化的影响，所以文化方面要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。

如何治理好鲁国？周公希望鲁国实施他所确立的典章制度，把曲阜建设成礼仪之邦。伯禽完全秉承了父亲的教诲，就藩鲁国的时候，大车小辆装的都是周朝的礼乐典籍、珍贵书籍。到了曲阜，伯禽着手改革：变其俗，革其礼（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）。久而久之，曲阜逐渐成为周文化向东传播的一个根据地。

在孔子8岁（公元前544年）的时候，吴王寿梦的小儿子公子季札出使鲁国。季札在曲阜欣赏到保存较为完备的周王室的音乐和舞蹈，其中包括《周南》《召南》《邶风》《豳风》《小雅》《大雅》等。

季札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名士，很有学问。当他在曲阜观听到这些雅乐时，一方面感到吃惊，另一方面深深陶醉其中，不住地赞叹“美哉！美哉！”（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·季札观乐》）季札当时出使的诸侯国还有齐国、晋国、卫国、郑国等，但他感到曲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不是其他诸侯国都城可比。

在季札出访曲阜三年后，晋国使臣韩宣子也到了曲阜。韩宣子也是一个学问家，他特意拜见了鲁国的史官，并跟随史官参观了鲁国的国家藏书。在这里，韩宣子不仅见到了伯禽当年从镐京带到曲阜的《易》《象》等珍贵典籍，还看到了《春秋》等鲁国新修的史书。他不禁感慨地说：“周礼尽在鲁矣！”（《左传·昭公二年》）。

这两个故事说明，曲阜不同于一般诸侯国的都城。它完整地保存着周朝的文化典籍和礼仪制度，是一个东方的礼仪之邦。

孔子生活在2500多年以前，那时候还没有发明纸，书是写在竹简或木简上，用牛皮绳编缀，很珍贵，也很有限。那时也没有便利的交通条件，更没有现代信息技术，所以，一个地方的藏书数量、文化氛围，决定了当地的文化环境。孔子很幸运，他能够耳濡目染到周公带到曲阜的礼仪规范，有机会学习曲阜珍贵的文化典籍。

大家知道，孔府、孔庙和孔林被称为曲阜三孔，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地。那么，曲阜三孔是什么时候形成的？为什么会成为人们拜谒的圣地？从孔子一生学习、为政、从教的履历来看，他似乎跟一般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不同，但在他去世后，各种荣誉接踵而至。三孔的形成过程，也就是孔子由凡人成为圣人的过程。

在把孔子“捧”为圣人这件事上，汉高祖刘邦居功至伟。汉高祖十二年（公元前195年）十月，刘邦率领大军到淮南平定英布的叛乱。平叛之后，刘邦先回了趟家乡沛县，然后到曲阜祭祀孔子。刘邦祭孔用太牢，也就是牛、羊、猪三牲，这是当时国家祭祀的最高规格。汉高祖还封孔子的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，并在曲阜召见了当地的儒生。

汉高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汉高祖从小不拘小节，尤其不喜欢繁琐的礼仪，因而也不喜欢儒生，但因为一件事，他改变了看法。

汉高祖五年（公元前202年），他扫灭项羽，举办庆功宴。文武群臣开怀畅饮，兴之所至，有的挥剑砍大殿的柱子，有的过来搂着皇帝的脖子攀哥们……作为皇帝的刘邦深深觉得，这样不好，很没有面子。这时，一个来自薛地（今山东滕州）的儒生叔孙通出了个主意，说可以排演一套朝廷礼仪。汉高祖同意了，于是，叔孙通从曲阜征召了30名儒生来到长安，共同拟定了一套体现皇权国威的礼仪，日夜演练。

汉高祖七年（公元前200年），长安的长乐宫建成，汉高祖按照新制定的朝廷礼仪大会群臣。只见宫殿内外戒备森严、仪仗林立，群臣按文东武西站立，严格按照君臣之礼朝见皇帝，充分显示了帝王的尊贵。汉高祖高兴万分，不由感叹：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（《史记·叔孙通列传》）。

汉高祖祭祀孔子的意义重大：第一，极大地提升了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文化的地位。到了汉武帝时期，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，从此孔子创立的以“仁”为核心的思想逐渐成为正统，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的地位越来越高。

第二，开启了历代帝王来曲阜祭孔的先河。汉高祖是第一个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到曲阜祭祀孔子的皇帝，在他之后，又有宋真宗、清康熙、清乾隆等11位皇帝，先后19次来到曲阜祭孔，拜谒孔庙和孔林。其中，乾隆皇帝一个人就先后来过8次。

每次帝王来曲阜拜祭，都要拨出府库的银两，整修孔府、孔庙和孔林；同时整修城市的道路，并按惯例减免当地的赋税；科举制度推行后，还要增加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，也给曲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。

一般来说，一座城市最繁荣的时候，往往是它建都的时候。但曲阜打破了这个规律，因为孔子，它的受关注程度没有因为鲁国的灭亡而降低，反而越来越高。曲阜肥沃的文化土壤哺育出了孔子；孔子又给生养他的曲阜带来了长达2000多年的荣耀。这种现象，在中国城市史上独一无二。